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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月7日,习近平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虽然这是自2013年两会以来,他**来甘肃团,但总书记与甘肃的交集由来已久。6年前,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个农历春节,习近平就来到甘肃定西、临夏等地,访贫问苦。甘肃定西,自古“瘠苦甲于天下”。有作家曾这样描述:定西的农民除了完成三件大事——给儿女结婚、盖一院房子、为老人送终,还多了一件,就是打水窖。水,对甘肃来说,太重要了。总书记专程来到渭源县引洮供水工程工地视察,他对当地和随行的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说了8个字,民生为上、治水为要。 今年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让代表们备受鼓舞。现场,8位代表先后发言。总书记细心倾听、记录发言。在甘肃团所作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有的放矢又着眼全局,对脱贫攻坚提出新的要求。言辞坚定,五个“不”令人印象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脱贫攻坚。脱贫攻坚进入*为关键的阶段。总书记在甘肃代表团强调的,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如期脱贫,一诺千金。

        前不久,张谷英镇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镇全体机关干部职工、各站所负责人、各村(居)党支部书记、主任等一百余人参加仪式,镇长毛绍波主持仪式。        早上八点,国旗下排列着整齐的方阵,穿着迷彩服的标兵手举国旗,随着庄严的国歌响起,国旗缓缓升起,全体行注目礼。 仪式上,张谷英镇党委书记张文毅发表国旗下的讲话,他肯定了我镇2018年以来的工作,干的扎实、走的踏实、过的充实,工作有特色、有亮点,特别是先后收获了湖南省美丽乡镇、省卫生镇、省移动信息化示范乡镇和岳阳市森林防火优胜乡镇、市信访“三无”单位等荣誉称号。同时,表达了2019年对大家的期望,希望全体班子成员及各部门能够一起拼搏奋斗,成为新时代的奋斗者和追梦人,成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将张谷英镇建设得更加富饶美丽宜居宜游!

        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三支队自2016年9月开展打击“套路贷”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以来,抽丝剥茧,昼伏夜出,与犯罪团伙斗智斗勇,摸清了其诈骗手法,抓获一批违法犯罪团伙,去年一年无新发案。  打击“套路贷”的“上海经验”目前已在全国推广。  中山北一路803号,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所在地,20世纪90年代初,因一部广播剧《刑警803》,这里成了传奇,“803”也成了刑侦总队的代号。破案、擒贼、探秘、斗恶……广播里的曲折故事,在不少年轻人的脑海里埋下一个“英雄梦”。  如今的刑侦总队三支队支队长张琛,曾经也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员,他至今仍记得1994年警校毕业,刚来到“803”的心情,“五层楼,两个热水瓶,每天早上拎着跑下跑上,感觉脚底有风,兴奋、激动”。从警24年,张琛和同事们一笔一笔地为“803”描绘着新的传奇。  摸清“套路”,成功侦破首起“套路贷”案件  “*严重的,明明只借5万块,几轮转下来,一套房子就‘转’没了。”说起“套路贷”,张琛眉头紧锁,“这种诈骗形式2010年开始出现,到2016年进入高发期。”  张琛所在的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三支队,全称是“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打击“套路贷”,是这两年该支队工作的重点。  2016年6月,上海警方接到报警,市民许女士称自己已超额偿还借款,却仍遭恶意追债和非法拘禁。根据许女士反映:2016年4月,她向名为“上海衡燊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小额借贷公司借款20万元,后因资金周转问题未如期归还,随后欠款由20万变成60万,开始有人上门讨债,家人不得不按照其要求转账还款;到了6月,衡燊公司负责人陈某某又拿着一张本该还给许女士的20万元借条,要求其还款,许女士无奈又花7万元“赎”回借条。  专案组经调查发现,情况与许女士所说大相径庭:衡燊公司出具了许女士本人签字的多份借贷合同,也提供了详细的银行流水,显示足额的借款确实转入过许女士账户。  “证据太齐全了,简直像特意准备好的一样。”张琛回忆,当时他们梳理了上海公安机关接报的同类案件,特别检索了衡燊公司相关债务诉讼,陆续找到另案中被衡燊公司起诉的市民姜某和吕某,两人反映的情况与许女士几乎一模一样:姜某2016年4月向衡燊公司借款28.8万元,虚签70万元借条;吕某欲借15万元,签下25万借条,后被衡燊公司发现其名下房产已抵押,不仅未放款,还殴打吕某,要其拿出4万元“赔偿”。  3名被害人,互不认识,遭遇却如出一辙。“放贷公司一切证据齐全,受害人只有一张嘴,无法为自己辩护。”张琛说,光是给姜某和吕某做笔录就用了半个月时间,“很多细节被害人记不清了,我们只能更细化问题,让被害人回忆每次签借款合同的场合、在场人员和借款方式等细节,还原整个过程。”  专案组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梳理被害人与嫌疑人之间的账目往来,排摸涉案人员与相关公司的关联,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组织架构渐渐浮出水面。在环环相扣的套路中,张琛和同事探清了衡燊公司的真实面目,“‘套路贷’实质上就是以放贷为饵,通过所谓‘担保’‘抵押’等方式行诈骗之实。”  成功侦破首起“套路贷”案件后,张琛总结经验,与各公安分局交流,并主动与检察院、法院沟通研商,会同市公安局法制部门出台《本市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的工作意见》,形成打击“套路贷”的“上海经验”,全国推广。  抽丝剥茧,从看似正常的行为中找出疑点  在“803”,刑警们*常说的是“勇者无畏、智者无敌”。出任务、斗歹徒,勇字当头;找线索、破案子,智字打底。  “‘套路贷’之所以能‘套’到受害者,因为犯罪分子把借款流程设计得非常缜密。”张琛说,他们利用受害人借款的急切心理,以无抵押快速放贷为诱饵,通过“虚增债务”“制造银行流水痕迹”“胁迫逼债”“虚假诉讼”等各种方式哄骗、威胁,有的还雇用法律顾问,一步步诱使被害人签下虚高借款文书。  为了摸清犯罪团伙的手段,专案组拜访过金融办、银监局,和检察官、法官也常坐下沟通。除此之外,甚至还到一些民间借贷人士那里“取过经”。“通过全面的了解,才能从看起来‘正常’的行为里,找出反常的地方来。”回忆打击“套路贷”的这几年,张琛觉得,要想“智者无敌”,没有别的什么捷径,“就是熬。”  “夜里开案情分析会,太困了,就抽烟。”办案时,每有进展,大家就要分析讨论,一讨论,就是十几个钟头,“打开会议室的门,里面烟雾缭绕,跟浴室一样;再拉开窗帘,哦,天亮了。”  智慧,是这样“熬”出来的;成绩,也是这样“熬”出来的。  自2016年9月起组织开展严厉打击“套路贷”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以来,截至2018年10月底,全市共打击316个“套路贷”违法犯罪团伙,抓获1770余名违法犯罪嫌疑人,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超过12亿元。专项行动开展后,发案率逐年下降,2017年“套路贷”案件新发案降到了个位数,2018年截至11月底没有新发案。  “破案是团队工作,需要大家齐心协力”  在广播剧《刑警803》中,主人公刘刚,有勇有谋、刚强睿智,是十足的警界英雄,总能在关键时刻破案追凶、匡扶正义。  张琛,看上去好像也是这样的人物: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目光犀利。但在张琛看来,个人英雄形象只存在于艺术作品中,“真实的世界里,破案是团队工作,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在“803”,几个支队有明确分工:一支队破命案,二支队破抢案,三支队扫黑,四支队缉毒,五支队追逃,六支队街面侦查……“*重要的是互相配合、支援。”张琛说。  十几年前,在上海的闵行、松江一带,有线索说,一栋楼里聚集了近百人,从不出来,装了几十部电话,形迹可疑。  几经侦查,张琛和同事们发现,在楼里聚集的人疑似从事电信诈骗。“那时候,大陆还没怎么出现电信诈骗,对于我们来讲也是新型案件。”在几个支队和属地警力的密切配合下,犯罪团伙被一举抓获,警方破门而入的时候,团伙的办公桌上还散落着“剧本”。“诈骗分一线、二线、三线,每层楼都是一个‘单位’,一步步把受害者套进去。”张琛说,“如果没有各个支队间的紧密协作,像这样的大案很难迅速侦破。”  在张琛看来,团队协作不代表个人的价值被掩盖,不论在队伍里的分工是什么,只要用心用力,一样会有成绩。  在“套路贷”*猖獗的时候,每天有大量的市民到刑侦总队报案,三支队里有位老警员专门负责接待,“有的受害人,一进来就跪下,这位老同志就一个一个劝慰,给他们打气。”张琛说,有一阵子,他生病住院了,来过的受害人听说后,一遍遍打听他在哪家医院就诊。  “大概有二三十个市民,也不知道他住在哪个病房,就一层一层、一间一间地找,想去探望一下,道一声感谢。”说到这里,张琛停顿了一下,“儿子说觉得我很神秘,因为他睡觉的时候,我在工作,我睡觉的时候,他去上学了。有时候觉得挺亏欠他的。”接着他又说,“但是警察干成这位老同志那样,也值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改革开放就是要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今天,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对法治的要求更高更具体。    针对一些企业的典型案例,不久前,中国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关于探讨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相关法律问题的法学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科研楼举行。与会的法律专家大咖云集,不乏有中国法律界泰斗级的人物,其中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名誉副主席高铭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名誉会长、*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曲新久,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高人民检察院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宋英辉,原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北京市**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李新生,北京大学法学院企业与公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商业法研究会会长甘培忠等。案例经过    2010年2月咸阳上林古艺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上林公司)成立,当年3月参与筹备工作将近一年的王冬受聘担任总经理,上林公司股东会规定了总经理职责及支付报酬的方式。当年4月上林公司在北京远洋宾馆召集全体员工会议,当场宣布了对王冬的任命。10月上林公司在朝阳区新族大厦租赁了写字楼,作为上林公司北京办事处办公场所,王冬代表公司签订了租房合同。后来,王冬就开始负责市场考察、信息收集、参加拍卖、资金支配、拍卖物品保管等工作。    据上林公司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就在刚刚上任后不久的2010年3月23日的王冬代表公司参加美国佳士得拍卖会,竞拍得一尊“十八世纪鎏金铜嵌珐琅无量寿佛”,拍卖成交价231.07万元,竞拍货款是用上林公司从香港苏富比拍卖行贷款的800万港币中支付。随后王冬将拍卖成交价虚报成339万元,将107.93万元人民币占为己有。次年10月,王冬又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以500万港币将该“无量寿佛”卖出,将竞得的45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366万元)全部占用并未上交上林公司。    2010年5月17日,王冬将上林公司库存的一对“清中期紫檀宫灯”以400万元人民币成交价拍卖,扣除佣金、保险后得355万元,擅自将其中的28.032万元为自己购买“明早期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双耳三足炉”,剩余款项除为公司在日本购买价值140万元“乾隆珐琅铸胎芭蕉叶熏炉”外,余款186.97万元归其个人使用。    5月31日,王冬与公司两位董事同时在咸阳市上林公司办公室,电话委托香港佳士得拍卖会参加拍卖。当时,王冬用一部手机连线拍卖公司进行拍卖,一边用汉语对公司董事介绍拍卖现场情况,一边用英语通过电话指挥香港拍卖公司参加竞拍,同时拿另一部手机用英语与朋友聊天以迷惑公司其他董事。经过一番表演,王冬将190.2万元拍得的“碧玉佛坐像”,虚报成525万元,同时趁机提出愿出资100万元作为入股资金,致使上林公司向王冬打款425万元。*终王冬将234.8万元占为己有。    另外,2010年底,王冬将上林公司的“白玉插屏”一件(购入价50万元人民币)私自卖掉,所得款项占为己有;2011年10月份,上林公司汇给王冬的950万元人民币,用于收购艺术品,王冬将其占为己有。    在这段时间里他使用各种类似手段共盘剥公司资产1983.67万元,直到2011年9月底,上林公司开始查账和盘库被发现。据上林公司相关人士表示,公司曾经采取内部规劝王冬退还其非法占有的公司艺术品和巨额资金。但未果。上林公司于2012年10月报案。10月23日秦都区检察院批捕,2013年9月4日秦都区法院一审判决王冬有期徒刑16年,同时责令被告王冬退赔相关款项。2014年5月4日咸阳中院刑事裁定书维持一审判决。王冬在监狱服刑中企图非法减刑失败后,分别于2017年12月和2018年4月向咸阳中院和陕西省高院申请再审,均被驳回。专家论证    专家们仔细推敲本案全部事实,认真研究相关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经过深入的讨论,对相关法律问题提出了以下综合意见指出原一审、二审的判决和裁定以及咸阳市中院和陕西省高院的再审决定,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应予维持。    在场的法律专家指出,我国《刑法》第271条规定,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本案中,王冬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骗取、侵吞手段将本单位资金1292.73万元人民币占为己有;挪用本单位资金690.94万元人民币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其行为分别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    专家表示,而至今判决已经生效四年有余,退赔还没有执行,被害人合法权益并未得到补偿。执法部门应按照《*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相关人员予以责任追究和处罚。如被告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更应尽快执行生效判决,以维护公平正义。    业内人士指出,该案从另一方面给当代年轻人敲了警钟,大家要从中吸取教训,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违法的事绝不能做。而该案被告人王冬脑子里就没有法制观念,才导致他职务犯罪受到法律的惩罚。同时各行业要加大监管力度,要有规范的制度约束,使职务犯罪没有空隙可钻。

       31省份机构改革方案获批:多省份事业单位减员,不再承担行政职能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责编:曹煦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9期)       随着近期《上海市机构改革方案》获批,至此,31个省份的省级机构改革方案已全部获中央批复同意。       根据中共中央2018年3月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省级党政机构改革方案要在2018年9月底前报党中央审批,在2018年年底前机构调整基本到位。省以下党政机构改革,由省级党委统一领导,在2018年年底前报党中央备案。所有地方机构改革任务在2019年3月底前基本完成。”       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地方机构改革正按照党中央确定的“规划图”“施工图”和“时间表”,全面实施。       “优化协同**”取代“精简统一效能”       第一个获得中央批复的省份是海南。今年9月13日,中办和国办印发了《海南省机构改革方案》。       改革后,海南省设置党政机构55个,其中省委机构18个、政府机构37个。同中央党政机构设置保持总体一致,并体现了海南的特色。例如,组建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林业局,将陆地、海洋自然资源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重新组建省生态环境厅,建立大环保管理体制;整合旅游、文化、体育职能,组建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服务全域旅游发展等。       10月15日,《安徽省机构改革方案》获批。改革后,安徽省设置党政机构60个。其中省委机构17个,省政府机构43个。安徽行政学院副院长袁维海教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安徽省机构改革共有29个单位进行了合并,重新组建了5个新单位。按照优化协同**原则,在确保机构编制总量不得突破的前提下,根据职能和机构调整情况,统筹编制资源配置。       优化协同**,是这次机构改革中的一条重要原则。《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坚持“优化协同**”原则。       而以往,决策层对机构改革一直强调的是“精简统一效能”原则。       “与以往历次机构改革不同的是,这次机构改革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强调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优化协同**为着力点,统筹推进党政军群机构改革。”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优化就是科学合理、权责一致,协同就是有统有分、有主有次,**就是履职到位、流程顺畅。”       在袁维海看来,优化协同**还意味着在机构改革中不会出现断崖式精简人员现象,改革后每个公务员都会有岗位。“今年年底前,安徽省级机构改革工作要基本落实到位。目前,市县机构改革总体意见已经安徽省委推进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正按程序上报中央备案。”       省级机构限额管理,多省份总数不超过60个       记者梳理发现,改革中也有不少省份因地制宜设置机构“自选动作”,机构数量不尽相同。       比较改革后各省份的党政机构数量,海南和宁夏*少,为55个;直辖市中,北京为65个,重庆、天津为64个,上海为63个;山东、湖南、辽宁、黑龙江、浙江、江西、湖北、江苏、吉林、福建、甘肃、河北、安徽等省份的党政机构总数均为60个。       从改革情况看,目前党中央和国务院机构数量在90个左右,省级党委和政府机构数量在60个左右,越往下机构数量越少。之所以中央党政机构设置数量比地方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央要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实行全面的领导和管理,按照管理规律,中央层面的机构设置肯定要多一些。“比如,中央层面设有国防、外交、海关、海事、金融等机构,地方通常没有设立;再如,在文化领域,有的地方是将文化、旅游、体育、广电、新闻出版等机构整合成一个机构,在中央层面这些机构则是分设的。”       以海南省的55个省级党政机构为例,其中43个对应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部门。除此之外,海南省出现了“一对多”的省级大部制机构。比如,海南省整合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的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管理,组建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对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体育总局等3个中央部委。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对此表示,这样调整是为了确保上下对口、政令贯通、保持市场和法制统一。既可以“一对一”,也允许地方搞大部制“一对多”,*终实现优化协同、集约**。       多省市因地制宜设置“特色部门”       值得一提的事,在机构设置上,浙江、福建、安徽、山东、重庆、广东等多个省份为主动适应数字信息技术发展,推进“互联网+电子政务”,将目光瞄准了“大数据”。       比如,福建省设置了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大数据管理局);安徽省组建了数据资源管理局;山东省组建了省大数据局;重庆市组建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广东等省在省经信委内部设立大数据局;浙江省组建了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大数据局等一些新的机构成立,意味着很多省份开始高度重视大数据战略和智慧城市战略,地方开始向智慧城市、智慧省份方向转型。”沈荣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大数据管理局的设立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有力抓手。       除了“大数据”亮点,记者梳理发现,一些省也根据各自特点,设置了部分符合区域实际、体现区域特色的部门。        比如,山东省为打造海洋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设置了海洋发展委员会;海南省组建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挂省委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牌子;广东组建了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等。        辽宁省则组建了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等颇为“应景”的机构。 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机构设置,加快提升营商环境建设水平。突出省情特色,发挥辽宁省军工大省优势,探索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路子。       外界普遍的看法是,振兴东北,加快提升营商环境水平是一大抓手。辽宁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公管教研部主任孙庆国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辽宁在营商环境方面存在体制机制短板,此次机构改革,辽宁省把营商环境建设局作为省政府的直属局,在全国是独此一家。”       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的设置,也是辽宁的一大特色,孙庆国对此表示,辽宁省作为军工大省,在军民融合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辽宁要加快全面振兴步伐,军民融合是一个重要平台和载体。“适时设立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目的是要更好地发挥军工大省的优势,探索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新路子。”       在沈荣华看来,各省份不仅仅是由于管理层级不同而突出各自职责特点,而且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理人口、民族结构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这些都决定了在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上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多省份事业单位减员,不再承担行政职能      除了党政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也在此次改革之列。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发现,在机构设置上,多省份不再保留或新设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也迎来了新变化。       例如,《山东省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今后除行政执法机构外,事业单位不再承担行政职能;深化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对职责任务相同相近的事业单位予以整合,提升服务和技术支撑能力;推进事企分开。      《海南省机构改革方案》也对于所属事业单位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全面清理省直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能,将行政职能划归主管部门或职能相近的行政机构;能转职能的不转机构,确需转为行政部门内设机构的从严控制;其他类别的事业单位原则上只进行必要的划转、更名和整合。      《辽宁省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全面清理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能,部门所属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将行政职能划归相关部门,原有事业单位调整为从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与相关事业单位优化整合。孙庆国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此次辽宁省事业单位改革,根据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将原来的650家事业单位整合成了65家,砍掉了90%。不仅仅是省一级事业单位,市、县也同样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整合。大幅度整合后,人员如何安置是一个问题,孙庆国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讲述了辽宁省采取的办法。某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原有60人,这次事业单位改革之后只剩下12个人的行政编。48个人走了, 这12个人怎么保证运行?“由于考虑到机构改革和政府转变职能,市县以及乡镇机关这几年没有大范围招考公务员,市县乡镇机关,都空出了一些编制。他们拿出60%至80%(市县是80%,乡镇是60%)行政编制的空编,向事业单位当中符合条件的人员定向招考公务员,通过考试让他们转成公务员。不仅解决了‘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的问题,也解决了一部分机关当中改革造成空编和职能运行受影响的问题。”孙庆国说,这些人在笔试之后还要经历面试、体检和公示等环节。

2019年4月19日时政热点(国外)|时政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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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轮国企改革,国有资产流失都成为政府所警惕、公众所担忧的问题。       不久前,陕西省**人民法院(下称“陕西省高院”)关于一起案件的判决书,从侧面佐证了国有企业——西安市碑林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下称“碑林城建公司”)改制涉嫌存在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记者随后在西安市采访调查发现,该公司在此前的改制中,曾经作价逾亿元的土地资产仅被评估为125万元。       区重点项目获192亩土地开发使用权       1988年10月,西安市碑林区政府批准设立碑林城建公司。作为政府全资所有的企业,碑林城建公司被区政府赋予一系列重要职责:按照市、区统一规划安排,承担上级委托的各项城建开发、小区建设和旧城改造任务;编报碑林区各项城建开发、小区建设和旧城改造的规划和落实,协调安排全区建设计划的落实等。       从1992年起,碑林城建公司开始筹划“曲江旅游度假村”项目。此后,该项目的土地、立项等陆续得到陕西省政府(陕地字【1992】第50号)、西安市政府(市政办发【1993】170号)、碑林区计划委员会(碑计字【93】005号)等审批。碑林城建公司顺利获得曲江远郊192.37亩土地开发使用权。       西安市土地管理部门2002年初的一份宗地面积测量图显示,上述192.37亩土地地籍图号为:125-22-24,125-22-25;宗地号为:YT-16-9,YT4-16-11。       碑林区是西安三个中心城区之一。一位时任区政府干部对记者透露,碑林城建公司是碑林区当时**一家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借助特殊的政府背景,“曲江旅游度假村项目”当年被列为碑林区重点项目,征地拆迁等得到政府各部门的大力支持。       1999年12月21日,碑林城建公司原总经理张长山退居二线,张东宁被任命为该公司总经理。      地块估价超亿元      记者调查发现,上述192.37亩土地在碑林城建公司改制前,曾两次被估价后对外合作:第一次估价为4218万元;随着时间推移,该地块持续升值,第二次估价为1.25亿元。      2000年6月29日,碑林城建公司与西安坤城地下空间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坤城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碑林城建公司将“曲江旅游度假村”项目地块中的187.5亩土地以每亩22.5万元,合计4218.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坤城公司,此后坤城公司陆续付给碑林城建公司部分土地款。       2000年底,坤城公司退出该项目,碑林城建公司将已收取坤城公司的土地转让款退回。随后,碑林城建公司又以更高的土地价格,以该土地对外合作搞房地产开发。       今年6月30日,陕西省高院(【2012】陕民一初字第00009号)判决书显示,法院调查发现:2002年4月16日,碑林城建公司与陕西鸿瑞置业有限公司、陕西达西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西安曲江远郊土地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合同约定碑林城建公司以曲江项目的192.37亩土地出资,土地估值为每亩65万元,合计价款1.25亿元。       作价1.25亿元土地仅被估值125万元       从本世纪初开始,西安市对部分中小国有企业进行非国有化改造,先后对159家按照改组联合、并购重组、转让出售、合资合作等形式进行改制,目的是使国有资本有序退出。       2002年底,碑林城建公司筹划改制。根据记者获得的一份由西安西格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02年6月30日,碑林城建公司账面总资产为13060.42万元,总负债为13949.98万元,净资产为-889.56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该审计报告以瓦窑村项目工程(即“曲江旅游度假村项目”)土地使用权证尚未办理为由,将项目地块的土地价值评估为零。       2003年初,碑林城建公司委托陕西大成评估有限公司对“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所涉及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以评估基准日2002年6月30日评估后的净资产公允值作为企业改制的参考依据。       陕西大成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显示:碑林城建公司评估后的总资产为14191.54万元,总负债为13949.98万元,净资产为241.56万元。在该报告中,“曲江旅游度假村项目”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125.19万元,仅为前述土地对外合作第二次估值的约1%。       对于上述土地资产的估价问题,陕西大成评估有限公司一位姓薛的女士日前对记者表示,这个评估完成时间太久了,对此不好发表评论。       原国企总经理以“零对价”获得公司控制权       陕西大成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碑林城建净资产为241.56万元的评估报告后,碑林城建公司原总经理张东宁等人又通过其他方式,*终以几乎“零对价”的方式获得了该公司的控制权。       在资产评估后,碑林城建公司向西安市碑林区有关部门申请剥离公司不良资产、预留企业开办费用等。2003年5月,碑林区财政局(碑财发【2003】18号)文件将碑林城建公司的整体改制产权置换价格确定为27.3万元。不久,碑林城建公司改制为西安市长江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张东宁此后通过一系列操作,与其关联方通过陕西铭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终持有西安市长江置业投资有限公司94.92%的股权。        多位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称,碑林城建公司的改制存在“黑洞”,仅仅“曲江旅游度假村”一个项目,其土地资产在评估和改制中就被隐匿了1.2亿元;该公司原总经理张东宁等人以27.3万元的价格,就获得了总资产数亿元的一家优质国有房地产公司。       专家呼吁严肃依法调查处理       对于这个涉嫌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西安市一些政府人员和房地产从业人员对记者说,有些人打着改革的幌子,低估国有资产价值,把改革当作了“免费的午餐”。       2003年,西安市委、市政府曾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强调“中小国有企业在改制中,要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审计监督,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凡不按规定程序办理,人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必须追究领导人和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今年11月21日,就碑林区城建公司改制存在的疑问,记者采访了西安市碑林区相关部门。西安市碑林区财政局办公室一位张姓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国有企业改制由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碑林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资产管理科一位吴姓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碑林区城建公司改制时国有资产管理局还未成立,对此事不清楚,具体归哪个部门管也不清楚”。       就碑林城建公司改制存在的种种疑问,本报记者多次联系张东宁所在公司,该公司刘姓工作人员和姜姓工作人员都承诺联系张东宁后给记者回复,但截至发稿时,并未收到其回复。      就碑林城建公司改制,中央财经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任李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明显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国企改革,不仅不能搞下不为例,监管部门还应严肃依法调查处理,毕竟国有资产涉及政府权益和公众利益。

        人民路西段,云南省昆明市东西向*长的主干道,地铁和道路修复工程已经延宕八年。2010年至今,全国主要城市处于地铁竞赛和城建风潮之中。昆明人民西路的地铁、路面工程却历经工期一拖再拖、交通严重拥堵,汇集昆明自2003年进入城市建设提速时代以来的诸多痛点。       民间和官方的反思从未停止。但现在,它仍然没有完工。       2010年8月,当昆明地铁三号线人民西路路段眠山站、沙沟尾站和西苑立交站相继围挡开工时,22岁的赵新武刚从四川一所大学毕业,到昆明谋生,蜗居在人民西路赵家堆城中村内。       赵新武每日面对的那条人民西路,以路况差、拥堵闻名于昆明。全长9.8公里的人民路分为西、中、东三段,自西向东贯穿全城,是昆明市东西向道路*长的交通动脉。人民西路西起眠山,东至龟背立交桥,长度约5.2公里。“晴天的时候路上一个一个的坑,下雨就一汪一汪的水。”赵新武说,这让早晚高峰时段的人民西路更加拥堵,“总之,烂透了。”       赵新武的工作地点在中营路——人民东路*东处的终点上,乘公交车通勤是一场漫长的跋涉。有一天下雨,人民西路梁家河路段严重拥堵,他迟到了一个半小时,“一度对昆明的交通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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